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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这间办公室里，说什么话，由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决定。

    李德尔的脊背微微僵了半秒，随即松下来。

    半辈子殖民地管理的经验，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道理。

    以前英国人定规矩，全沪市都说英文。

    现在椅子上换了人。

    他不会中文。

    不是学不会。

    是在他的职业生涯里，从来没有需要学的理由。

    工部局的工作语言是英文。

    董事会里坐的是英国人、阿美莉卡人、一个法国人和两个岛国人。

    公文用英文写，会议用英文开，报告用英文呈。

    华文处有专人负责中文事务。

    一百多个华捕、六千多个华人职员，所有涉及中文的沟通都由华文处往上转。

    总董不需要碰一个中文字。

    跟中方官员打交道？

    走领事的渠道，有专人处理。

    1928年工部局增设华董之后，华人的诉求有了自己的代言窗口，总董更不需要开口了。

    这不是个人的倨傲。

    是制度的惯性。

    整个远东殖民体系运转了将近一百年，英国人从来没被要求用被殖民者的语言办事。

    他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器.

    从巡捕房到税务局，从卫生署到华文处。

    每一个齿轮都朝着一个方向转。

    那个方向，是伦敦。

    现在伦敦已经自顾不暇了。

    三天前那封密电还压在李德尔外套内袋里。

    从唐宁街十号发出，经驻沪领事馆中转，落到他手上的时候，纸页还带着机器的油墨味。

    电文很长，核心就几句话。

    在当前形势下，不适宜与岛国在沪市租界发生军事冲突。

    请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必要情况下，可接受对方的合理要求。”

    合理要求。

    这四个字的弹性，大到能把整个英租界装进去。

    李德尔收到电报的那个晚上，坐在工部局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。

    窗外苏州河桥面上的岛国探照灯一遍一遍地扫过来。

    光柱打在天花板上，一明一灭。

    他在那把椅子里坐了很久。

    丘吉尔的意思他听懂了。

    首相在唐宁街的战时内阁会议上，把话说得比电报更直白。

    外交大臣安东尼说不能让步。

    丘吉尔反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不让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

    军舰在大西洋。

    对付日耳曼人的潜艇，每个月几十万吨商船沉进海底。

    陆军在北非。

    隆美尔的装甲师刚刚完成一轮反击，第八集团军被打得缩回了防线。

    东线的日耳曼人已经推进到莫斯科城下。

    苏联要是倒了，下一个就是英国本土。

    至于远东？

    丘吉尔说过一句话，李德尔在领事馆的内部通报上看到过原文。

    万一岛国跟我们打起仗来，根本没法撑住香港或解救它。

    驻军只能是象征性的，做做样子的抵抗是唯一合理的选择。

    甚至还加了一句。

    我但愿那里再少一些部队。

    一个首相，嫌自己的殖民地驻军太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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